夏代青铜鼎传说

在《墨子·耕柱》中记录了夏后氏铸青铜鼎的传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饮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雪，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在此说明了当时制造青铜器使用的方法：陶铸。又说明了青铜器使用的原料：金(即，铜)。又说明了青铜器的形式：三足方鼎。又说明了制作青铜器的数量：九鼎。更为重要的是：说明了青铜器的用途——以祭于昆吾之墟。“祭”字的使用说明了当时青铜器所具有的礼器品格。

但是，这一点也许是这一条史料让人倍生疑义之处：夏代的青铜器是否已经具有了殷周时代青铜器的那种礼器品格特征呢?尤其是方鼎的使用。而我们知道商周青铜礼器的一个差别是商重方鼎而周重圆鼎。而商的这一特点难道是直接继承了夏而来？难道是《论语》中所谓的“殷因于夏礼”的一个表现？其中，“陶铸”二字的连用，正说明了由陶器制作技术向原始铸造技术的发展轨迹。亦即由陶鼎向青铜鼎的变化。

一般认为，同一器物，陶器是先于青铜器而出现的。至少在考古发掘实物上,这一观点是比较准确的。尽管在安阳殷墟五号墓和平谷刘家河商代早期墓中只是出土了铜盉，而且至今还没有找到相应历史时期的陶盉，但是大多数青铜器物均是由陶质向青铜质发展而来，不排除个别器物可能是先有青铜质、后有陶质的逆序过程。但这也是说明了青铜质地在器物制造上已经出现对传统的陶质地的突破。

在《史记·封禅书》中曾言：“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在上述说明中连续说了鼎的产生时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同的动词：“作”和“铸”。先用“作”字说明黄帝时代的铜宝鼎，后用“铸”字说明夏禹时代的九鼎。可以领会出黄帝“作鼎”和夏禹“铸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艺过程。而黄帝“作鼎”是和制作陶鼎密切相关的，夏禹“铸鼎”又是对铸造青铜鼎的直接说明。一字之差，具体指代却有所不同了。如果夏禹时代(二里头文化遗址)才开始大量的铸造青铜鼎，那么在黄帝时代出现陶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公布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鼎形的陶器——即，陶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