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商周之后，以铜鼎为首大型的青铜器越来越少了？

       对于铜鼎定做并不是每个朝代都是那么的盛行，任何事物都有衰败兴旺的一个过程，因为汉代的礼已经和商周的礼不一样了。具体来说，器物惯性较大，习俗还残存了一部分，文本已经几乎灭失了。青铜器在礼中的角色越来越次要，贵族们也转移了夸耀性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就没有人再去铸造大型的青铜器了。以大型铜鼎制作为例，铜鼎是商周青铜器中几乎是最核心的礼器，在汉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历程。以形制而论，汉初的铜鼎仍装饰以华丽的错金银和鎏金。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年代，其墓葬仅出土3件铜鼎，而且体积变小、装饰也趋于简单。到了洛阳烧沟西汉晚期墓葬中，鼎已经变成矮足更像个带盖的碗，到东汉之后鼎基本上就消失了。

       青铜器的另一个代表乐器也是一样，其核心是编钟，西汉前期的章丘汉墓和南越王墓还出土过两套完整的19件一组的实用器编钟，往后要么只是冥器，要么就只是零星所见，到东汉也就基本上湮没不闻了。那么贵族的夸耀性消费转入何处呢，器物领域，漆器渐有取代青铜器之趋势，而玉器传统相较青铜器传统消退较慢，汉代玉器仍有所发展，创出玉衣、出廓璧等；习俗领域，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佛寺、佛教雕刻和壁画也开始出现。我一直以来的猜想，恐怕人们已经不首选祭祀祖先这种方式来维系共同体了，所以对祭器也就不那么精心了。至于生产力进步领域，考古界一直以来有个疑惑，就是三代青铜工具到底占多大的比例，因为考古出土的青铜工具非常少。一种推测是青铜工具没有留下来都回炉了，一种推测是青铜和钢铁有分工，即郭沫若认为的美金和恶金的分工，青铜用作礼器，钢铁用作工具，但是这点同样存在疑问，因为虽然稀少，但并非没有青铜工具的发现。这个疑惑也导致并不能完全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基于青铜工具和农具。微博上的网友“穴居的猎人”的观点：铁器并不直接在礼制层面上取代青铜，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改变，铁器融入到更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铁器的物性和青铜器并不相同，对青铜器的更迭也并非整体的迭代，就如同青铜器也不是整体迭代掉石器一样。
       铸铜鼎，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它本来是陶制炊器，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在使用、器形、制作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所谓“藏礼于器”的礼器，即奴隶主阶级的一种专用品和表示他们享有特权的象征。鼎又做为旌功记绩的礼器，被用于重大场合，记载盛况，并列为礼器之首，代表着“天下邦国、江山社稷”，代表这些深层的思想范畴；古代的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造型，各时期是有些区别，从夏代晚期至两汉时期，铸铜鼎是用来“明尊卑、分上下”的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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