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鼎的演变过程

       铜鼎，古代原是饪食器，后来变为统治阶级政治权利的重要象征，视为镇国之宝和传国之宝，也是“明贵贱，别上下”等级制的标志。史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铜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在王墓出土了一套铜鼎，共九件，这套铜鼎又名升鼎，这九个鼎大小不一，依次缩小。本图是最大的首鼎，在这件首铜鼎上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记述了中山国讨伐燕国，开辟疆土的事件。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刻铭最长的一件战国器物，弥足珍贵。九鼎的使用，反映出中山国政治制度已经汉化，采用了中原大国的礼制，同也有力地证明中山国已跻身于强国之列。
       铜鼎是从陶制的三足鼎演变而来的，最初用来烹煮食物，后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

       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这件铜鼎为商代后期制品，至今器底仍保存有烟复。整体装饰繁杂、精细，圆润的铜鼎身配以圆涡纹、风鸟纹、蝉纹等纹样，造型和装饰协调自然，堪称商代铜鼎中的佳作。合金成分和铸造技术  商代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和铅,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铜爵经测定含铜92％，锡7％，而另一件锛则含铜98％，锡只有1％。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锡5～8％，铅1～6％；有的含铜71％，而铅则高达21～24％。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标本，无论是礼器或兵器，都有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4种情形,不过，就礼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铅替锡的趋势愈明显。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因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商代铜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铜爵是由2块腹范、1块□范、1块底范和1块芯座合范浇铸的，而商代晚期的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铸的方法,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商代晚期铸造技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铜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铜鼎耳则是在铜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铸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商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铭文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至今未见铭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铜鼎上才出现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而为父辈作器。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0字，是科学发掘以来所获商代铜器中铭文最长者。传出山东梁山的小臣□犀尊，有铭文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贝，关系到商代末年与人方间的战争。传世的有铭文37字，记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师之赏而为其父作器。这些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在商代铜器的编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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