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两国在铜鼎的使用制度有什么不同

铜鼎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古代重要青铜器之一，是一种饪食器，既可烹饪亦可盛食，形状有圆鼎和方鼎两种，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而象征国家政治权势和军权、神权的青铜制造业完全为贵族所垄断，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均是以贵族的意志、需要和审美意愿为依归。今天我们主要来聊一下周、秦两国在铜鼎的使用制度有什么不同。

（一）周鼎的使用制度:两周时期鼎的使用有一套严格是制度，这在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公羊传·桓公二年》：“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氏三”，大体上来看：天子用太牢九鼎（配八簋），诸侯用七鼎（配六簋），卿大夫用少牢五鼎（配四簋），士用三鼎（配两簋）或一鼎，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豚、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而且这些鼎形制相同，只是在大小尺寸上稍有差别，即一套鼎（簋）按从大到小进行排列，迟至周昭、穆王时已经完全形成。

到东周时期则普遍流行使用、随葬两套鼎簋来表示身份的行为。而在西周贵族墓葬中，使用陶鼎的贵族身份都是中小贵族，等级较低，或是苦于财力不足才使用陶制器物替代青铜器。总之，在使用制度层面上看：方鼎比圆鼎级别高、两套比单套级别高、大鼎比小鼎级别高、青铜比陶鼎级别高。

（二）秦鼎的使用制度:秦文化发展的阶段在春秋战国，此时周文化逐渐衰退，东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降低，各国因所在地域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用鼎制度，并且不断僭越周代制定的“鼎簋”制度。就秦文化来看，可分为两段：

在春秋至战国早期秦墓中所见的用鼎制度有三个特点：一是实用器只存在于大夫级以上级别中，而低级别贵族都用微型化的明器来替代；二是只随葬一套列鼎于墓葬中，而周人有随葬两套的情况；第三是礼制仍遵循周礼，虽然此时出现敦、豆等新兴器物并在东方列国中普遍使用，替代了簋，但秦人仍坚持使用鼎簋不变；到战国中期晚段秦国开始变法，学习东方列国从而迅速摒弃周礼，各种明器性质的鼎和仿铜陶礼器鼎泛滥开来，而且还有与东方列国相似的鼎豆、鼎盒、鼎敦组合，周礼内涵早已不存。

而秦国作为一方诸侯，在兴起时一直积极学习周文化，西垂陵园出土的青铜秦公鼎与西周晚期铜鼎形制、花纹几乎一样，宝鸡地区雍城附近秦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鼎簋也符合周礼的相关规定，这都表现出秦文化对周文化的继承。但战国中晚期秦文化逐渐强盛，便开始肆意僭越，战国晚期咸阳附近塔尔坡、任家咀秦墓中的随葬陶鼎泛滥，且组合、数量毫无规律，与传统周礼差异明显。最终东周被秦灭国，周代的用鼎制度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